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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应建立早期防控和失控阶段防控两套标准_健康
发布日期:2020-05-29 01:36   来源:未知   阅读:

文献检索表明,中国在疾病预防控制软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理论作品和科学人文普及不足,体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软实力不足。有必要从“可防可控”的角度,并以医学、管理、经济、伦理和法治等综合的视野,讨论疫病防控的决策、思维方法和防控标准问题。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黄清华、宋晓亭通过对中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情况的观察和反思,提出了疫病防控决策须考虑的主要问题和需要具备的思维,主张建立疫情早期防控和失控阶段防控两套标准,以期辅助科学决策、理性施策,有效减轻疫情发展及防控带来的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损失。

做决策须考虑的10 大问题

当一场疫病袭来,决策者至少要直面以下10 个问题:

1.何时是防控最佳时机?

2.如何才能把握防控最佳时机?

3.怎样判断疫情是否失控?

4.经济-技术及伦理-法律上可行的防控措施有哪些?

5.采取这些措施需要哪些以及多少人、财、物的支持?

6.如何保证防控的效率?

7.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佳的防控效果?

8.如何避免采取防控措施导致的各种损害、损失?

9.如何避免防控措施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

10.如何避免防控措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

如果在此次疫情之初就思考过上述问题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控效果会更好。

疫病防控应有5种思维

为了保证及时、有效、经济、合理地控制疫情,总结此次疫病防控的得与失,此次疫病防控应有以下5种思维:

可传染性思维

当疫病初现,情况不明时要多往发展不好的方向想,以便及时采取科学、合理、可行的措施。可传染性思维意味着不仅要考虑疫病对地理位置上紧邻地区的传播,还要考虑经济社会关系上对密切相关地区的疫病传播。应对具有紧密关系的大城市发出疫情通报和警示。

流行病学思维

基础流行病学调查非常重要。流行病学思维应当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在疫情早期阶段不甚明朗时,通过对于局部爆发病例的调查,梳理患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可传染性”及其传染强度十分必要。

成本-结果思维

无论在经济-技术上,还是在伦理-法律上,均存在多种防控措施,故防控决策一定要考虑成本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重大措施一定要强调成本-结果思维,在“循证”的基础上考虑采取最合理可行的措施。

爱心抗疫思维

治病防病是有“温度”的事业,伦理上强调互爱自律,讲究设身处地,要求多点爱心。尤其为最需要防护的人和贫弱群体着想。

疫期法治思维

强调疫期法治思维,重点抓好3个方面的疫期法治工作。一是保护公共防疫安全和公众健康利益。二是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三是强调不得借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之名而随意侵犯公民人格尊严。

建立疫病防控2套标准

我国目前传染病防控标准还很少,建立疫情早期防控和失控阶段防控2套标准、措施和预案,将有助于迅速消灭疫情,避免疫情失控。

早期防控标准

早期防控措施标准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5点:

(1)在疫期如何保护自己的“标准”措施;

(2)对于病患追根溯源,进行详细披露;

(3)尽全力保障医疗资源;

(4)良好的沟通解释,信息客观公开;

(5)针对疫病诊断、治疗和控制技术难题,及时组织科技攻关。

失控阶段防控标准

失控阶段防控标准的建立,有2个要点:一是明确“失控”的判断标准;二是应对失控的疫情,经济-技术和伦理-法治上存在哪些可行的措施。

无论哪一套标准,在疫病防控技术上,应当至少包括防控时间标准、疫源地标准、疫区标准、危险等级标准、疫区解除标准、诊断标准、治愈标准以及防控措施标准,还应包括各行业尤其是传染病易发行业的疫情防控工作规范等相关方面。

结论

对于疫病流行及控制的研究,中国当前主要置于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框架下进行讨论。

从学术上看,在公共行政理论框架下,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从疫病防控的实际需要出发,不仅需要从医学和应急管理的角度研究疫病防控,还应拓宽视野,将疫病防控所涉经济、社会、伦理、法治和国际关系议题纳入公共行政的框架下,探讨建立新的综合学科体系。

在法律制度建设层面,建议将疫病防控基本问题以及防控思维和标准的原则要求融入到相关法律、法规中。

全文详见《论疫病防控:决策问题、思维和标准》,已发表于《科技导报》第6期。

作者介绍:黄清华,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命健康与知识产权。